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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行李箱，站在酒店房间里的那一刻，罗雯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两天前，她还在出租屋里，面对没电的门锁，熟练地打开小程序报修。然而，页面弹出的冰冷提示“请上传损坏证明、租赁合同、身份证正反面……”让她瞬间心生厌烦。短短几个月，她已经走了三次报修流程，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果断地给公寓管家发消息：“不住了。”

罗雯今年三十出头，在上海待了将近10年，换过七八次房。她曾合租过老旧居民楼，也独立整租过商用公寓，每月8000元的房租却换不来及时的维修服务，让她感觉“钱都白交了”。作为一名广告销售，罗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住酒店经验比较丰富。通过小程序，她发现常去的如家酒店包月价格为6900元，加上会员折扣优惠400元，最终一个月只要6500元，而且押金水电费统统不用交，在酒店长住，“像捡了个大便宜”。

如今，慢慢的变多的年轻“漂泊者”将目光投向了长租酒店，而非传统的租房或者买房社会化媒体上，“长住酒店”的线多万次。在酒店“安家”，听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省去了和房东打交道的麻烦，大概率能选在离公司更近的地方，还有每天的免费保洁。

同样在上海工作的余婷婷，已经在酒店住了两个月。公司就在酒店楼上，每天的通勤时间只要5分钟。住在酒店，意味着很多生活琐碎都被接管，纸巾、沐浴露、洗发水从未缺过，矿泉水一箱箱地往房间送，“垃圾桶的塑料袋永远是新换的”。

还有一群“候鸟”青年，选择把酒店作为自己短暂逃离的“避难所”。“飞”到酒店住一阵子，积蓄力量，再重返生活。这类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通常会选择南方县城的酒店，气候温暖，价格合适，比如有人选择在阳朔开启了一边工作一边度假的生活。还有那些在离职空窗期的年轻人，更青睐县城酒店的海景房，躺上一两个月，再跳回大城市的职场“厮杀”。去哪儿平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去年冬季，租期一个月以上的长租酒店订单增长了3倍。其中多数是云南、广西、福建等南方县城，月租均价不到2700元，平均每天房租不到90元。

住在酒店的租客们，像是置身于一座流动大厦中的微小共同体。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居住的房间面积一致、摆设相同、装潢的风格统一。长住酒店的年轻人，过上了更“省事”的生活，但“省事”也代表着丧失一部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

搬进酒店的第一件事，罗雯试图在房间里为自己打造出一个迷你厨房。她在床头放置专门囤零食的小推车，还买了一口小电锅，菜板、菜刀、筷子等厨余用品一应俱全。她经常做的一道菜是排骨土豆拌饭。为避免油烟太大触发酒店的烟雾报警器，她买的锅功率很小。每次得先倒满水炖排骨一个小时，快要熟的时候再把土豆放进去，又要接着煮20分钟。成功出锅后，还得煮半小时的饭。一餐下来至少花两个小时。

以往租房时，余婷婷虽然不会自己做一日三餐，但周末想煮碗银耳汤、下点饺子不成问题。在酒店，她只能天天靠外卖为生，“最痛苦的是吃麻辣烫”。有时加班到晚上，她想点份宵夜犒劳自己，但桌子紧挨着床，她怕房间太小，味道散不掉，只能拎着去酒店大堂吃。

橙子是天津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为了备战考研，她从宿舍搬到了酒店长住。终于拥有“私人空间”的橙子，在最初的兴奋感慢慢褪去后，也开始发现住酒店的问题。橙子所在的房间楼下，是一家餐馆。一到饭点，油烟的味道就会溢进房间，闻着并不舒服。她不得不把空调和换气扇同时开着。此外，酒店的隔绝声音的效果普遍一般，她能听到隔壁房间吹头发的声音。没有了室友，她晚上开麦打游戏，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生怕被隔壁投诉。

酒店安全更是一大顾虑，租客们的心态各有摇摆。余婷婷总在进门后反复确认门锁扣，睡前拿凳子抵住门更心安；橙子则依赖连锁品牌的“监控无死角”；罗雯在订酒店之前，心中便有安全衡量标准：靠近火车站的酒店人员混杂，环境一般的酒店保障不到位。最终，她选择的是一家临近公司的四星级酒店。

罗雯曾在租房时经历过半夜房东醉酒的骚扰，求助无门，吓到差点报警。而在酒店，有一晚其他住客误敲了她的房门，她马上拨通了前台电话，三分钟内工作人员现身处理，还态度友好地道了歉。

月租酒店的背后，藏着的是一笔精打细算的账单。有人调侃“花合租房的价格，享受私人管家般的服务”。

去年，余婷婷在试用期被南京的公司裁员，年底才找到了上海的工作。初来上海，余婷婷提前制定了几种居住方案：找中介整租、短租隔断房，或是住酒店。尽管对上海高昂的房租早有耳闻，但现实仍打碎了她美好的幻想——靠近市区的地方合租最低3000元，押一付三的“门槛费”近万元，赶上寒冷潮湿的冬天，“一块钱一度”的电表更让她望而却步。

跟着中介看了一天房源，余婷婷的落差感慢慢的变大。先前在南京，她住的是一个全新的电梯房，带独立阳台，有水池和洗衣机，一个月房租才1500元。而在上海，她看的绝大多数都是老旧小区的一室户，房子加上卫生间、厨房总共才十几平米，小冰箱还放在床头嗡嗡作响。

由于工作频繁更换，她在南京退租时损失过一部分房租和押金。眼下的工作试用期六个月，若期间又出现变动，可能得赔上3000元以上的房租，加上200多元的水电费以及高额的押金，沉没成本太大。

租房无果，余婷婷开始考虑公司附近的连锁酒店。高端一点的全季包月价格1万元起步，较新的汉庭也要8000元。预算有限，她只能选择相对老旧的酒店，最终找到了一家开业时间比较久的汉庭。作为长租客人，通常可以和酒店经理协商出更优惠的月租价格。余婷婷恰巧碰上过年淡季，经理给她便宜了500块，一个月租金4800元。她和一个同在上海找工作的朋友合住，分摊下来一人2400元。与租房相差不多的价格，水电、网费的开销全免，每天还包一顿早餐，十分划算。

自嘲为“牛马”的年轻人在大城市生活，讲究的是性价比。据“我爱我家”发布的《2024年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职场人租房洞察报告》，近八成受访职场人可接受的租金占月收入20%以下。余婷婷算过一笔账：租金3000元左右的房间足够一人居住，占收入的20%，每个月日常支出3000元左右，其余的钱可以攒下来，偶尔看场演唱会，出去旅游一趟。即便收入不低，也没必要花在租金上。对她而言，住酒店便是当下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当年轻人有了更多居住空间的选择，租房市场变得略显惨淡。ICCRA住房租赁研究院监测表明，2024年一线城市受淡季影响明显，北京房屋入住率首次跌破90%。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中介告诉每日人物，以往6月大批应届生毕业，正值租房旺季，每天能带五六个人看房，还有客户等着排队。可如今情况不太一样，连旺季门店都冷冷清清，同事们闲得只能嗑瓜子打发时间。

月租酒店成了年轻人的新宠，长租订单也是酒店营收的“定海神针”。华住集团旗下的酒店销售经理小辰介绍，长租业务的订单被视作酒店营收的保底。在房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常住客人比例达到10%，能满足酒店的基本需求。每逢淡季，在足够优惠的情况下，长租订单能使酒店的效益增加15%左右。

除了公司出差的团单，一般散客订单倾向于选择经济型连锁酒店。对外售价大概一晚180-230元，长租价格只需100-180元，更加划算。酒店所在位置也会影响长租的客流。小辰从业3年，他认为吸引年轻人长租的关键，一是地理位置，周边有大型商场，毗邻地铁交通便利；二是服务条件，房间必须干净卫生，洗衣房、健身房、早餐等配套服务齐全。

酒店长租生意最早源于部分酒店经营困难的自救。疫情三年，大批酒店失去游客和商务客户，被迫降低房价，将空置房转为长租房，拓宽收益渠道。疫情之后，酒店的生意依然不好做。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润钢分析，2024年前三季度，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下降了2%，平均房价下降了4%，每间可供房收入下降了6%。

面对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酒店们各出奇招。有的高端酒店开始增加长租产品，有的酒店公寓瞄准“候鸟式”年轻人，推出更实惠的房型，提供送餐、洗衣、周边游接送等更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服务。

住在酒店，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大城市年轻人身上的漂泊感。关上房门，心底始终有个声音：“总会有离开的那天。”

这群住在酒店的年轻人，试图用短期合约换来喘息的空间，以极简主义对抗不确定性。有人感慨，住酒店变得清心寡欲，“因为该有的都有，想有的没法有，那就放弃”。

自从余婷婷搬进酒店，她的生活变得相对无聊。每天两点一线，回酒店就是躺着，毫无生活气息。租房时，她买过落地灯，床上放着占据半个身位的玩偶，睡前会点上香薰蜡烛，打开蓝牙音响播放一首舒缓的英文歌，翻看几页书，极具仪式感。可在酒店，她秉承的原则是“先凑合着，能不买就不买”。衣柜里只有冬季两三套可供换洗的衣物，日用品直接用酒店提供的，床上桌上更不会摆设多余物品。至于亚麻灰的窗帘好不好看，白色床单要不要添个床套，地面的毛毯选什么款式，她不再讲究，也没必要。偶尔她翻看曾经的购物记录，也会默默想，“要是住个一年半载，会受不了吧”。

随时撤离的自由，可能也代表着找不到恒久的坐标。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芭娜，再一次住进了酒店。她将酒店视作一个即停即走的落脚地。早在大三暑假，她就开始从老家海口飞往北上广，跨越几千公里，到一个陌生城市实习。每次实习两三个月，工作不合适就换，短短一年，她利用假期刷了三段实习经历，跟随实习地址换过四次酒店，平均每家住一两个月。

看似极其洒脱，可芭娜心里清楚，自己始终在寻找安定感。她来自海南的小县城，渴望能在一线城市发展，实习是她踏上离家之路的第一步。在芭娜看来，月租酒店能灵活应对她变化起伏的工作环境和状态。“房租押金风险太大，酒店随时能撤退。”

每换一次酒店，芭娜会在小红书寻找新的合住室友，分担3500元一个月的房费。除了减轻房租负担，找室友变成了在一座新城市认识朋友的途径，否则一个人会有很强烈的漂泊感。“我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这个城市有留下我的位置。”

酒店是中转站，但一定不是终点。罗雯曾经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工作狂，她一周5天内3天跑外勤，一个月至少出差一次，她带的团队是全公司销售业绩最好的，甚至被同事抱怨过工作太较真。

有段时间，她做华东地区的市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赶八点的高铁去杭州和客户开会，傍晚再返回上海，到家已经深夜11点。“工作太忙，酒店就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一到周末放假，罗雯会整天窝在酒店不出门，打打游戏、看看电视放松一下。

为了住酒店，罗雯不得不把陪伴多年的小狗寄养在老家，生活像是忽然缺了点什么。她有两张房卡，其中一张取电卡永远插在卡槽。这样，不管下班再晚，屋子里的灯总是亮着的，不然开门一片漆黑，没有小狗出来迎接，心里一阵空落落。

去年，因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罗雯的身体拉响了警报。一个礼拜瘦了七八斤，出现心跳极快的情况，一去医院确诊为甲亢。检查单上所有指标全是醒目的红色，医生问她怎么才来，“那一刻我有了濒死的实感”。被要求停工半年休养后，罗雯忙碌的生活突然按下暂停键，转变的契机也随之而来。

深思熟虑后，罗雯决定回安徽老家创业。年轻时，她很早离开家，来上海闯荡，曾抱有过买房买车的念头，但被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劝退。陪伴家人的时光愈发珍贵，她逐渐目标明确：在上海只适合干一件事——赚钱。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心中，挣钱或许比归属感更重要。“我对上海没有一点留恋”，就如同住酒店，离开似乎是一种必然。但现在，罗雯熟悉的客户、合作的业务仍依托上海，“再回来我还会选择住酒店”。

余婷婷还在等一套合适的房子，“暂住至3月31日”——这是她和经理约定的淡季截止日，过后每月租金会上涨1000元。倘若她顺利通过试用期，还是会选择租房，也有“押一付三”的底气。可如果再次失业，汉庭可能仍然是她的下一个落脚点。

“我不喜欢被推着走的无力感”，如余婷婷一样，总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进酒店，停滞时间或长或短，然后离开。在迎来送往的快节奏生活中，他们渴望拿回掌控生活的自由，为当下的自己寻觅一方安心舒适的空间。

窗外，商务区的霓虹灯彻夜不熄，余婷婷的行李箱立在房间角落，没有人知道她的下一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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