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垃圾桶案例_华体汇官网入口app-火狐体育网页版登陆入口

绿道建设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可以有明显效果地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城市活力、丰富城市场景，将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和文明健康生活理念带入千家万户。高质量规划建设绿道系统，打造“京华绿道”品牌，是落实城市总体设计，推动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主动实践，也是加快健康北京、美丽北京目标实现的关键行动。为此，北京市组织编制了绿道系统专项规划，为构建多道融合、功能复合、平急两用的高品质绿道网络提供了重要依据。本系列从多个角度分享规划编制团队关于北京绿道建设的所思所感和创新实践，以期引发更广泛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荷兰是享誉全球的自行车王国，人均自行车保有量居世界第一，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安全的自行车道”的国家。荷兰在路权划分、绿道连通、景观分配、公众参与、基础设施、自行车停车港、标识系统、技术创新及政策支持上很多成熟的经验。通过一系列分析其形成原因，有差异化的学习荷兰绿道成功之处，为北京绿道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1]。

在当今全球进入高城市化时代、环境问题日渐严峻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既高效便捷又绿色环保的交通体系，成为了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起源于美国的绿道是19世纪60年代起以公园道为代表的公园连接系统（与北京前期的绿道建设类似），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连接乡村、海岸、溪流、森林的绿道游憩网络[2]。欧洲的绿道（GreenWay）发展起源于19世纪中叶在巴黎修建了多条城市景观林荫道（Boulevard），林荫道联通在一起形成了连贯的绿道，其经历了从初步建设到规范化、标准化，再到多功能与生态化的发展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以保护线性廊道为基础的自然、绿色的道路，其被称为绿带（Greenbelt）。20世纪90年代末，绿道规划慢慢的变成为一项遍布全球的运动[3]。

欧洲各国自行车道的系统规划要晚于绿道。1817年，德国人德莱斯在法国巴黎发明了带车把的木制两轮自行车，起初没有为其建设专用的道路，到20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尝试规划和建设自行车道，并于20世纪60年代荷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自行车道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慢慢的变多的欧洲国家推崇低碳理念，并将自行车道作为全国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做到了欧洲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德国率先建设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标志着欧洲自行车道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可以说欧洲的绿道和自行车道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在欧洲国家两者没有截然的区别，在建筑密度较大的中心城区绿道和自行车道是相结合的，到了城市建筑相对疏朗的地区和郊区，自行车道就转换为城市绿道，人们的骑行和田园风光结合在一起，体验自然、历史、文化、田园、河流、森林等自然的魅力。

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国土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与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相似，人均机动车拥有量处于较高的水平。荷兰不仅以其高效的公路、铁路系统闻名于世，更以其“自行车王国”的美誉而独树一帜。在荷兰大力推广自行车交通的政策下，目前每人拥有超过1.3辆自行车，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荷兰拥有总长3.5万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路，人均自行车道路长度居世界第一位。在荷兰，自行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环保、健康与自由生活的追求。荷兰以其独特的交通规划和绿道建设理念，通过巧妙利用自然资源、融合开放空间及公共设施，借助绿道网络打造发达的自行车道系统，实现了社区绿道网格化，为全球绿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4]。

荷兰绿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荷兰国土地势低洼，以平坦平缓的平原为主体，拥有广阔的河流、湖泊和湿地，这些自然资源为绿道的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荷兰政府开始规划和建设绿道时，即有意识地将这些自然景观与城市乡村通过绿道紧密连接起来。绿道的规划设计注重保持自然生态的完整性，绿道建设采用生态友好的材料和技术，最好能够降低对环境的干扰。这一阶段的绿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享受户外活动的空间，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通过绿道的建设，荷兰成功地将自然景观资源转化为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公共空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70年代起，荷兰绿道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融合开放空间及公共设施阶段。在这一阶段，绿道不再局限于对自然景观的利用，而是更看重与城市开放空间和公共设施的有机结合。政府开始规划绿道穿过公园、广场、体育设施等开放空间，形成一个连贯的休闲网络。这种融合丰富了绿道的功能、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品质；同时，绿道沿线的公共设施也得到了提升和完善，增设了座椅、照明、指示牌等设施，提高了绿道的使用便捷性和舒适度。这一阶段的绿道建设促进了城市空间向多元化和活力化发展，为市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休闲的娱乐方式。

荷兰以其发达的自行车文化而闻名于世，而绿道网络的建设为自行车道的网络打造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这一阶段，荷兰政府和城市规划人员开始抛弃以机动车道路为中心的城市规划理念，他们为自行车铺设更多的专用道，将绿道建设与自行车道网络紧密结合，通过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自行车道，鼓励市民选择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1973年发生的中东石油危机更加动摇了荷兰人对于汽车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信念，使绿道沿线的自行车道得到了重点规划和建设。设计时采用高质量的铺装材料、设计合理的道路宽度和坡度，并建立完善的交通标识系统，确保了自行车行驶的安全性和顺畅性。同时，绿道与公共交通系统的有效衔接也为市民提供了灵活性更好多样的出行选择。这一阶段的绿道建设不仅促进了自行车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为荷兰的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绿道快速地发展的大趋势下，荷兰绿道的建设进一步细化，进入了社区绿道网格化时期。在这一阶段，绿道不仅连接了城市的主要道路和交通枢纽，还深入到了各个社区内部。绿道自城市街区进入到生活社区，形成了覆盖广泛、相互连通的社区绿道网络。荷兰的社区之间都是开放的，绿道自然接入，没有隔挡，且每条社区绿道均设有编号，为附近居民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和成本，提供了更方便快捷、通畅的出行体验。同时，在规划过程中通过绿化美化、景观营造等手段提升社区的整体品质和生活环境，使绿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这一阶段的绿道建设使得荷兰的城市空间更人性化、宜居化，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

地处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市Groningen，其自行车交通规划遥遥领先。自1977年开始，格罗宁根市在交通规划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机动车行驶的法规。规定在市中心区只允许公共交通、骑车和步行；为了更大程度上缩短人们汽车通勤的时间和距离，要求新规划用地需明确路权并缓解交通拥堵，因此将新楼建设在老城区附近，在城市外围建汽车停车楼等；局部路段为避免路面结冰，铺设可加热的自行车道保证通畅骑行。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荷兰绿道建设更看重提升ECO服务功能和保护生态环境。荷兰政府深刻认识到绿道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在绿道建设中，注重保护现有的自然资源和ECO，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和干扰；在局部路段选线以生境避让原则为首，对于生态资源富集与敏感的自然空间进行避让，并与生境边界保持充足间距以防止道路两侧形成环境影响带。同时，通过植被恢复、生态修复等手段提升绿道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大限度上保持自然地面的连续程度，通过多跨桥梁的方式保护生态敏感地带，减少交通对于原始ECO的干扰[5]。穿行于自然环境的自行车道尽量简化设计，只简单铺设路面、放置挡杆等。此外，荷兰还积极推动绿道与生态廊道的建设相结合，通过在草地和灌丛设置上跨式野生动物通道、放置大树根为小型动物提供隐蔽场所、设置成排大树根和倒木引导野生动物穿越、陆地表面设置小型水坑湿地等，为野生动物提供迁徙通道和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减缓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进程，将野生动物的生境营造融入工程实践中，重视动物的保护研究[6]。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提升了绿道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为荷兰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阶段，荷兰绿道的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全球的绿色交通和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示范。

路权指交通参与者的权利，即人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包括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各行其道的职责。交通系统作为建成环境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路权的分配其实是不同阶层对城市空间占有的反馈[7]。荷兰的路权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系统，通过明确的交通法规、严格的交通管理和完善的交通设施，保障各方参与交通规则尊重并遵守路权相关规定，对于像自行车道这样的特定道路，明确规定只有相应的路权交通参与者才能用，其他交通参与者无权进入，否则就会面临高额的罚款。

地处西欧的荷兰，其交通规则与四周的国家相互重合，这也为欧洲骑行道联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如在城市主要道路十字路口和环岛等复杂路段，通常会设置自行车通过灯、“鲨鱼齿”样的路面通过标识、交通岛等来确保自行车的优先通过权。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骑行者的安全，双向自行车道永远位于机动车道右侧，且在转弯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间的路缘石连续不间断，有时会在转角处局部扩大成小型交通绿岛，防止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右转影响骑行者[8]。

在道路设计上常采用较宽的绿化分隔带，以分隔不同的车辆、人流，提高道路的安全性。甚至在城市中心最繁忙的街段中间划分停车位作为屏障，将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分隔开，避免发生剐蹭。有些老街区在不能拓宽道路情况下，通过抬升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改变道路板面结构形成5板式道路，即1块车行道板，2块自行车道板和2块人行道板，中间以道牙作为分割，也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证各方的道路安全；或在不便于大拆大改的街道仅由一个小的混凝土障碍物或杆子隔开。

在荷兰的乡村，纵横交错的自行车道蜿蜒穿过风景如画的村庄、朴实狂野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历史遗迹。道路时而与机动车道并行时而远离，路面为简单的石子路面、压实的土路面、回收的木板面及柏油马路面，两侧是当地自然生长的低矮植被（图1、图2、图3）。

荷兰分为三个自然地形区，分别为沙丘、低地和开垦出来的低洼地，其中近一半的陆地的是处于或低于海平面的低洼地。其自然景观以水为主，包括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三条河流，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三角洲地区。在长达数年与水的斗争中，荷兰人构建了由堤坝、圩堤和堰塘组成的水系系统，自此形成了独特的国家风景。

受大西洋暖流影响，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使国家全年温度适宜、降水充足。全国植被以人工种植为主，人工草地和农业植被占全国面积的68%，自然植被区域仅占全国面积的4％，全部被列入国家自然保护区，并提出科学的实施管理措施。

在绿道的选线规划上，尽可能使其穿越绝大部分地形地貌，串联城市中心城区、居住区、周边农田林地、公园森林等，道路两侧有较长距离单一且连续的景观，构成了一种纯净的视觉景象。景色的一致性能为骑行者带来一种宁静和放松的感觉，享受大自然的魅力的同时，能避免不断调整注意力来应对各种路况和景象。

荷兰绿道覆盖率高，遍及城乡，由于国土面积小且平缓，即使往返于各城镇之间，距离也很短，没有崎岖不平的道路，也无需气喘吁吁地爬坡，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各个城市中的社区里。另因气候凉爽湿润，空气洁净，在荷兰骑自行车通勤上班、上学或去朋友家都是一帆风顺的，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身体的清爽。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古城，自行车道沿着丰富的运河系统而分布，街道两旁是古老而有韵味的建筑[9]，穿梭在弯曲的巷道中，和仔细设计过的“自然农田”又是不一样的风景（荷兰处处均充满了设计，大到城市的规划设计、自然肌理，小到街旁座椅的宽度、路灯亮度、垃圾桶的角度等）。而在相对“原始的”的风景地带，为了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道路会在某些路段绕行，这样既能做到生态友好又能欣赏到美丽的风景（图5、图6）。

平台上均贴心的规划了多条骑行线路，骑着自行车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在Zuiderstrand地区附近的沙丘骑行、沿着Utrecht河道感受荷兰黄金时代商人建造的豪宅、从美丽小镇Leiden骑到美丽城市Hague、沿着海岸线穿过Texel National Park公园内观赏极具生物多样性的美丽景观、体验Marken渔村五颜六色的荷兰木屋、在Lelystad修建的大坝上穿越大海、打卡Kinderdijk著名的风车（图7）。

图7 当地免费提供的绿道地图上标示出各级绿道线公众推崇，使用人群范围广

骑自行车不仅是荷兰的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荷兰人所推崇的理念。持续性的骑车意味着健康，荷兰人身形高大，街道上骑车的男女老少均体型瘦长苗条，这或许和他们每日骑车有关。低碳的理念意味着时尚，因为历史发展原因，荷兰整体注重推崇低碳的自行车运动，很多年轻人也把骑自行车作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在街上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俊男靓女长发飘逸踏车呼啸而过。在大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骑自行车不只是种运动，而是成为具有独特代表性的生活小习惯与态度；选择骑车能节约一大笔开支，包括汽油费、税费、停车费、保养费、保险费等，这也是使自行车成为一种便宜、实用和健康的选择原因之一。

在荷兰街头老人小孩均会骑车出行，尤其是年轻人出行的首选。市场上自行车类型丰富，有传统自行车、运动自行车、赛车、电瓶车、货运自行车、多人自行车、儿童拖车等；此外，随着电瓶车使用量逐年增加，荷兰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其中电瓶车要求仅在脚踏情况下提供助力，并且最高时速不允许超出30km/h，还要求有轻型摩托车执照，以此来降低道路事故发生率。荷兰自行车的至高地位是根深蒂固在国民心中的，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地理与外因、环保与健康理念以及社会与政府的推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图8、图9）。

绿道作为线性景观的连接廊道，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和历史遗迹等的重要开放空间，荷兰绿道连接了自然的海滨空间、郁金香花田、农业田园等，以及全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荷兰下属行政区域的绿道没有各自形式的区分，也没有各个省市设计的特有标识，完全是一脉连贯的，骑行者可以从一个城市无断点地直接骑到另一个城市；也因为荷兰各个省市经济发展的无差别性，在全国骑行没有省市行政区域转换的感觉，这和我国是有较大区别的。荷兰绿道的连通性和可达性极大的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递，合理引导空间发展，统筹城乡结构，带动经济的互动和发展（图10、图11）。

绿道与其他交通网络实现了合理且有效的接驳，如火车特定车厢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但要为自行车单独买票（折叠自行车除外），同时与轮渡、地铁等其他交通工具互通，便捷的交通系统为“自行车+N”模式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在自行车道的规划上会重点连通周边经过的旅游景点及住宿设施，让过路游客的需求与当地居民的经济脉动结合在一起，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可持续性的自行车产业。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考虑对于生态的保护，做到与自然景观和谐共生，为骑行者带来不同的景观体验。荷兰骑行绿道的设置不仅联通了各个区域，更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沉浸式的体验。

荷兰绿道平接路、下穿桥，遇水架桥、与步道立交，整体连接度高。为了骑车便捷，专门开辟自行车专用隧道和专用高架桥以保证安全通畅。当绿道穿越市郊的公园时，设有单独的路线，并且与公园的游路采取立交桥的方式相接。荷兰人是善于设计桥的，因境内河流众多，在各个城市和乡村有数不清的桥梁，设计师在桥梁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各种大小、造型、材质不同的桥梁极具艺术感，惹人喜爱。骑行在桥上观赏着河流和两岸的城市或者田园风景，确实是美不胜收（图12、图13）。

在荷兰自行车道沿线基础设施完善，有专门的设计企业研发设计道路系统的设施。如通过较陡的桥或楼梯时旁侧设有自行车传送带，能轻松将自行车运到顶部；设计精美的自行车隧道，一侧是自行车双行道一侧是人行道，墙壁上设计有壁画、科技感瓷砖等；公共自行车租借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些年出现的夜光道路、太阳能道路等科技道路也在逐渐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绿道沿路垃圾桶经过专门设计，垃圾桶变得更大，有的类似一个“喇叭形”，投入口微向上，口径大于桶底直径，高度符合骑行时抬手的高度；还有像“探照灯”样式的垃圾桶，桶身直立在地上，桶口水平方向弯曲，方便骑行者迅速投进。据了解，正是这个小设计小改变，使公路沿线路边的清洁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同时在自行车道旁往往会开有自行车商店、修理厂，最大限度地考虑自行车者的需求，让骑车本身变得方便、愉快且安全（图14、图15）。

荷兰的交通信号灯不是普通的红绿灯，而是创新交通管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系统将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效率放在首位。信号灯系统经过周密的计算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每个个体的优先权，不仅对特定车辆（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设有行人和骑行者优先通过的按钮，可以按下按钮来行使优先通行权。此外，信号灯的高度也经过精心设计，方便骑行者无需仰视即可清晰地看到信号的转换。

荷兰绿道的分级清晰，如同我国的省道、县道公路一样，荷兰绿道都进行了标号，从区域级、城乡级到社区级，每一条绿道都有清晰的数字编制，标有该段绿道的名称和长度。并有免费提供的绿道地图，上面的绿道标识清晰，自行车骑行者很容易找到想要骑行的路线。目前自行车道网络标牌系统主要是由knooppunten网络组成，该网络是由部分LF网络（荷兰国家自行车网络）线路以及一些新规划线路组成，LF网络虽然是荷兰国家自行车网，但也有部分延伸至比利时、德国等邻国。

在绿道上，标识系统起着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地面印刷还是标杆指示牌，都清楚的印有地点、距离、限行速度、方向等，绿道自行车标识和地点标识共用一杆，为出行者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服务。“鲨鱼齿”标志是荷兰交通中的一个独特设计，用于指示路权分配。当“鲨鱼齿”的尖端指向骑行者时，意味着骑行者需要减速或停车让行；而当尖端指向机动车时，则机动车需要礼让自行车。更有意思的是，荷兰地面的划线也和中国不一样，荷兰的是“省略号”样的小点点，我国则是用“破折号”样的长虚线来划分非机动车道，这其实从侧面能够准确的看出荷兰自行车道的灵活性。穿过机动车道的绿道地面线画的十分清晰，宽且有“鲨鱼齿”标志，保证了骑行安全。

同时路旁标识牌设计也十分完善，骑行者可以查到自己想骑行绿道的详细情况；近些年带有太阳能LED屏的电子标志逐渐取代了普通的标识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通过它都能够迅速得到附近道路实时更新的流量，从而及时避开拥堵道路，更大程度上节约通行时间；也可以收到有关路况的警报、天气更新的提示以及一些个性化的信息等（图22、图23、图24、图25）。

荷兰政府以慢行交通作为发展的核心定位，设有全面的违规处罚政策。在道路交通法上，夜间行驶的自行车在前方和后方一定得安装强光灯或者自行车反光板，确保道路上其他骑行者能明显察觉到，否则交警会开出一张60欧元的罚单。相对于每月缴纳数百美元的汽车相关联的费用，在荷兰购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仅需50-250欧元，唯一的成本就是维护费。并且一些公司在工作场所提供自行车津贴，以每公里0.19欧元的免税里程津贴来支付自行车者的旅行费用。

目前荷兰为减少自行车道死亡人数而推出新规，在特定区域利用APP对电动车实行断电，限制车速。在鹿特丹实行专用交通灯试点活动，安装带有热感应器的交通灯，能感应交通的繁忙拥堵状况，一旦等待绿灯的骑车人数超过10人，交通灯就会自动变绿，从而节约等待时间，减少道路拥堵。此外，鹿特丹还进行了另一项创新式的实验，在路边装设带雨量传感器的交通灯，一旦感应到暴雨，交通灯也会加速转绿[13]。同时为爱好骑车的老年人开发CycleOn程序，鼓励老年人通过安全骑车健身，享受骑行乐趣，延年益寿。该程序与当地政府合作，形成安全的干预措施，联合举办相关体育活动，鼓励老年人过上丰富健康的生活[14]。

北京曾经也是“自行车王国”，当时北京的自行车主要是通勤的功能，较为笨重的自行车骑起来是个体力活。今天自行车又重新回归北京，一种原因是北京人对低碳绿色出行和自行车运动的喜爱，另一方面是北京作为祖国首都开放活力的展现。但目前北京绿道的规划选线主要以在绿色空间内为主，穿越的主要是生态绿地和公园绿地等用地，与北京遍布城乡自行车道衔接系统性不足。建议借鉴荷兰绿道与自行车道无缝衔接、共融共合的经验做法，将绿道与自行车道一体规划，打破部门管理界限，形成绿道和自行车道“两道一体”的慢行系统，构建起遍布首都大地城乡的“绿自两道”网络。由此也避免了重复建设，更好的让市民享受到骑行的便捷、顺畅、周到的慢行系统服务。

借鉴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绿道的经验，根据北京市地域特点和资源情况，建议细化绿道分级，可大致分为：市级、区级、街区级、社区级四个层次，打通神经末梢绿道，分级为绿道命名，做到易辨识、好使用，实际做到让绿道进街区、进社区，大型的居住区能做到进小区。让人们真正的感受到绿道就在家门口，就在身边。建议将绿道与老城、历史地段、古镇、传统村落的历史文道联系起来，以及与山区的登山步道、森林步道联系起来，由此建立起统筹的文旅、游憩、健身运动慢行体系，成为北京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荷兰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绿道已经存在了上百年，至今不管是红砖铺就的历史绿道，还是沥青铺设的近现代绿道，均保持着平整、安全、标识清晰的特点。建议北京绿道建设出台针对性的、高水平的设计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绿道道路本体的材料、工程做法、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线、服务设施等。特别是对于绿道路面的质量发展要求，不能按照公园园路的标准做建设，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应达到国家相应道路交互与通行标准，甚至对标欧美标准。

绿道是自行车快速骑行的道路，其安全性的保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与城市机动车路、乡村公路相交时的路口处理更需重点要求，避免产生伤亡安全事故。因此，绿道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标识线的施划需要重点研究，建议出台北京市绿道安全设计标准，作为强条严格执行。可吸收荷兰绿道标识的经验，视觉冲击的“鲨鱼齿”停止线、活泼灵动的“省略号”的上下行线都是值得学习的。

绿道最本质的是其道路的本身和安全的骑行保证，因此建议重点投资在绿道道路本体建设和保障骑行交通安全的投资，应进行重点设计、建设、监测、管理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不建议将资金过多投入到绿道两侧的景观提升上，因为绿道串联起的公园、绿地、林地、农田、河道、湖泊、湿地、山川等就是其最大的特色，是本色本质的景观。绿道具有游览观光的功能，但不是公园中的园路，不必做到步移景异，整体的自然风景、城市景观、乡村景致是令骑行者感受更深的景象。

北京绿道的智慧化需要走在前面，建议建立起全市的智慧化绿道系统和平台基地，并充分协调各运营APP，为绿色出行服务。如能结合地图APP规划出“路荫多”“速度快”“有活动”“飞鸟来了”“孩子骑行好”等路线。

2025年2月8日，湖南长沙的靳江河畔，志愿者在燃放烟花后自觉将垃圾收走，倡导烟花零废弃。

2.从湖南发展至全国，共有八十多个组织、三千多位志愿者参与“2025首届烟花零废弃行动”，清理近7吨烟花垃圾。

3.由于烟花垃圾易被忽视，河流污染问题日渐严重，此次行动得到全国多地响应。

4.然而，新型烟花“加特林”的残余物更轻便，难以收集，给垃圾清理带来新挑战。

5.尽管行动成果微小，但志愿者们相信改变正在发生，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活动。

花花绿绿的纸壳、竹签、残渣满地，红色的塑胶田径运动跑道被烫得青一块紫一块，灰蒙蒙的云层之下，显得格外阴沉。

2025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一，湖南长沙的靳江河畔，这幅光景映入吴立强眼帘。

享受绚烂的烟花之美后，大多数人拍拍手上的炮灰就回家了，并不在意暗夜里的狼藉。吴立强是“湖湘益起来”的发起人之一，早在2025年元旦，因为目睹河边遍布烟花垃圾的“盛况”，他忍不住拍了一条视频，倡议大家在过年期间燃放烟花后，自觉将垃圾收走。

没想到天下苦烟花垃圾久矣，视频成了倡议，从湖南发展至全国，最终有八十多个组织，三千多位志愿者投入到“2025首届烟花零废弃行动”（下称“行动”）中来。

从山西吕梁、湖南长沙到甘肃兰州、广东阳江，历时24天，行动总共清理近7吨烟花垃圾，在吴立强看来，这一数字哪怕仅仅对一条河流而言也“太小了”。

每年烟花垃圾的总量暂无权威统计数字，但从个别城市数据可窥见一斑。根据当地媒体《江南晚报》报道，仅无锡一座城市，除夕一夜过后，就清理出烟花爆竹残留物八百余吨。

慢慢的变多的城市解禁了烟花燃放，烟花的喧闹也体现在垃圾上：越来越多烟花集中到空旷的河边燃放，使得河流遭了殃；固定底座式的礼炮烟花有所遇冷，而新涌现的网红“加特林”烟花更便携，也带来更细碎的垃圾……

2025年2月2日，正月初五，山西吕梁市交城县志愿者正在清理河道中的“加特林”烟花发射桶。受访者/图

2月8日的长沙，最冷气温仅有1°C。作为领队的吴立强穿戴齐整，武装到了手指，依然被寒风“吹出了”腹泻。6岁的儿子同样难挨寒冷，“手都冻僵了”，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到河岸边奔跑玩耍去了。

靳江是湘江西侧的支流，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毗邻“花炮之乡”浏阳，有着浓厚烟花传统的长沙，环卫工人每天两趟的清理频次，显然敌不过烟花垃圾增加的速度。

吴立强已经有十多年的公益经验，但今年也是他第一次参与捡拾烟花垃圾。在几天前的1月25日，小年夜后的周末，他曾在靳江河边开展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有太多细碎的灰尘碎屑了，我们觉得距离清理完遥遥无期，最后只清理出36公斤左右。”

如今重返靳江河，他的准备充裕多了。除了钳子和垃圾袋外，吴立强还带了扫把与手套，用于清理细碎垃圾——仙女棒的金属丝、被踩碎的“加特林”塑料管、火药燃烧后的灰烬等。六十多位志愿者用了一小时高效清理了长度近百米的河段，这一次的战果足足有71公斤，装满了11个大垃圾袋。

志愿者队伍中大多是携家带口的附近居民，最小的一位儿童只有4岁。吴立强发现，孩子们的积极性比大人们来得更高。有孩子戴着手套从地上捧起烟花灰，还有路过的孩童想要加入进来。“他们都觉得在参加一场寻宝游戏，甚至会‘保护’自己捡到的垃圾不被拿走。”吴立强也配合地给垃圾称总重，大声宣布最后的“胜者”。

在山西吕梁交城县，正月初五这天，当地的志愿者创下了纪录。据交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晋介绍，以学生群体为主的两百多位志愿者踩到结冰的磁窑河面上，足足清理出近一吨的垃圾，既包括烟花垃圾，也有水瓶、编织袋等生活垃圾。以至于团队向交城县住建局协调来一台吊车，才将大袋的垃圾运出河面。

张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磁窑河的河道刚完成修缮不久，距离路面有6米的高低差，存在一定的视野死角。一些市民因此出于“好心”而将垃圾丢入河道。“有的人在路面上放完烟花之后，可能觉得垃圾留在路上不太好看，就随手扔下去了。”他有些哭笑不得，“其实还不如丢在路面上，方便环卫工人来打扫。”

2025年2月2日，正月初五。山西吕梁市交城县的志愿者将烟花垃圾清理完毕后，用吊车将垃圾运出河面。受访者/图

翻看志愿者捡烟花垃圾的图片，显而易见，大多数场景都在河边。的确，烟花垃圾是一种易被忽视的河流污染源。

吴立强分析，长沙大部分高层小区内部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因此居民们都选择到空旷的河边放烟花。张晋所在的交城县也面临类似的情况。

当河畔成为城市居民默认的烟花燃放地，清理不及时的烟花垃圾一旦进入水体，会带来污染风险。而这场烟花垃圾清理行动得到全国多地响应，也正是因为河流。

行动缘起于吴立强的一条视频。2025年元旦，吴立强与家人路过靳江河边，被散落一地的烟花垃圾所震惊。他随即拍了一条2分钟长的视频，用无奈的口吻喊话放烟花的人自觉将垃圾带走，“这还只是过元旦，要是过年可怎么办啊？”

最终，这条视频得到了157次转发。吴立强和公益伙伴们商量，能否用倡议的形式，发起一场更大范围的垃圾清理行动。

吴立强很快想到了绿色潇湘——湖南知名的环保组织。绿色潇湘发起了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基金会搭建的“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已有超一百万公众参与，通过“巡河宝”小程序鼓励志愿者参与河流保护行动。

很快，湖南省就有12家组织加入行动。此时，吴立强还未意识到这一行动将要走出湖南，辐射全国。1月16日，倡议发出。短短4天后，参与组织就猛增至78个。

在绿色潇湘发起人刘盛看来，最后的组织名单“千奇百怪”，有环保组织、社工机构、志愿者协会等等。“地域上不仅有湖南，更不可思议的是远在新疆、上海的。这恰恰说明他们都看到了身边烟花垃圾的乱象。”

2024年以来，全国多地对烟花实施“禁改限”，在确保安全和环境可承受的情况下，特定时段和区域可以燃放烟花。

刘盛注意到，固定式的礼炮烟花正在失去消费者的青睐，“因为烟花不再是用于炫耀财富的社会象征，更多服务于情绪价值。”而更具有话题度、更适合社会化媒体传播的“加特林”烟花成了新宠。

“加特林”烟花是一种形似加特林机枪的筒式手持烟花，点燃后会有五彩斑斓的焰火从“枪口”喷涌而出，带来强烈的快感。

新的玩法也给捡垃圾带来了新问题。“传统的礼炮式烟花发射完后，大家往往就把底座扔在那里不管了。而‘加特林’的残余物则十分轻便，容易被到处乱丢，反而给收集造成了困难。”张晋表示。

据时代财经报道，“加特林”烟花的市场价在2024年迎来猛跌，每支价格从100元跌至30元左右。网红烟花价格亲民，销量保持高位。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数据，2023年浏阳烟花爆竹产值大幅度增长68.79%，达508.9亿元，2024年则为502.2亿元。

如此对比，此次行动所清理的近7吨烟花垃圾仍是沧海一粟。吴立强并不否认行动成果的微小，但更愿意提起自己前些天看到的一幕：一位父亲在靳江河边放完“加特林”烟花后，将残存的塑料管随手带走了。这让他相信，改变正在同样微小的地方发生。“我们在给行动起名的时候，特地加入了‘首届’。因为希望还会有第二、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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