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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有一个谜团：经济稳步的增长很快，但股市收益却要低得多。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2000年至2024年，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长11.4%，是世界的翘楚。但同期全部A股包含红利的年均回报率只有5.2%，远低于美国的8.5%，和日本的5.1%、德国的4.6%、法国的4.4%相似。相同期间，美国名义GDP年均增速4.5%，股票回报高出经济稳步的增长4个百分点；日本股票回报高出经济稳步的增长4.6个百分点；德国和法国的股票回报均高出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

完整的股票回报包含两部分：价格收益和红利收益。我们平时讨论的股票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综指、标普500，通常都是价格指数，不包括红利。

我们根据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提供的复权后股价、流通市值等数据，计算了全部A股包含股利的投资回报率。A股股利回报率年均约1.9%，与美国和日本相当，两国均在2%左右；德国和法国股利回报率较高，均在3%左右。可见，红利在股票回报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股票回报低于经济提高速度6.2个百分点，是股票市场被严重低估，还是另有原因？

中国股市在过去30多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这一点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有很大区别。

中国市场扩容的过程离不开巨量的IPO。而IPO在整个世界又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上市时的股价会被低估，因此上市后会暴涨；但暴涨幅度过大又会导致未来长时间内的回报低迷。

根据美国学者JayR.Ritter的统计，2000年至2024年美国新股首日涨幅取简单平均值约为18.85%，2001年至2024年日本的约为73.7%。

Wind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主板和中小板股票首日上涨取简单平均值约为88%。2014年，沪深两市对新股首日涨幅进行了限制，规定首日涨幅不允许超出44%，这一规定直到2023年实行注册制才被取消。

执行限制期间，沪深两市主板市场首日涨幅几乎都是44%。2023年3月取消限制后至2024年，两市主板股票（含原中小板）首日上涨幅度平均又回到155.3%。

2014年至2020年3月，创业板也遵循了首日涨跌幅的规定，期间发行的新股首日上涨幅度基本都是44%。在此之前的2009年至2013年，创业板新股首日平均上涨约33.8%。2020年执行注册制取消涨跌幅限制后至2024年，创业板新股首日平均上涨约152.5%。

首日涨幅过高必然会影响日后的回报。我们以2000年以来上市的所有股票的首日收盘价为基础，先计算每只股票自上市首日起1年的回报率，再扣除同期上证综指回报率得到超额回报率，最后对所有年份、所有股票的超额回报率进行简单平均：2000年至2013年，所有新股1年的超额回报率平均为-5.3%，2023年至2024年平均为-34.5%，新股回报率整体跑输大盘。

我们将截止至每个交易日发行时间不满1年的股票予以剔除重新计算回报率：2000年至2024年，A股年均完整回报率提高至5.6%，比原先高出0.4个百分点。显然，投资者如果打新不成功，后期追炒新股不利于长期回报，但即使避开所有的IPO，A股的回报仍然明显低于名义GDP增速。

市场中的商品的价值由供需决定，股票也是一样。如果中国的长期资金市场中长期供给增长超过需求量开始上涨，就会造成价格的低迷，反之亦然。

在需求端，居民储蓄是居民能够用来投资的总金额，可作为需求的估算。如果用每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后得到当年储蓄增量，这是每年居民能用来投资的资金增量。我们以1991年居民储蓄存款为基期，将基期规模和历年增量累加起来，可作为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估算。我们以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为主，以住户调查资料作为补充，依照我们的估算，截至2022年，中国居民可做投资的储蓄款总额约285万亿元，同年，在社科院估算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居民持有的金融实物资产约277万亿元，两者基本吻合。

以上得到的储蓄额没考虑居民购买住房的影响。过去20多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爆发期，城镇每人每年增加将近1平米的住宅面积。同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产生巨大的住宅需求。为了计算民众在住房上的投资，我们统计每年全国住宅类商品房销售额。由于商品房只是住宅的一种，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其他性质的住房（如小产权、集体产权）仍占有巨大比例。因此，我们的统计是住房投资的一个下限。把住房投资从每年的储蓄额中剔除，我们就得到每年可用在股票投资中的储蓄。

第一种是IPO。除非特殊情况，IPO的股票通常没有限售期。为简化处理，我们假设所有IPO的股票在上市当年全部流通。由于我国新股存在首日涨幅过高的现象，如果采用上市首日价计算流通市值的增加可能高估对市场的影响，采用发行价又可能低估对市场的影响，因而我们用每只股票上市当月月末的收盘价乘以其发行的股份数，汇总后得到各年由IPO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二种是增发和配股，属于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非定向增发和配股的股票通常没有限售期，投入资金的人在认购完成后很快就可以交易。定向增发的股票通常有限售期。考虑到不同股东限售期不同，限售期满后具体的解禁日期和解禁数量也较为复杂，为简化处理，我们假定定向增发的股票，在投资者认购完成后即可流通交易。由于我们估算的时间跨度超过10年，能够更好的降低这种限售期的影响。我们用每只股票增发或配股当月月末的收盘价乘以其发行的股份数，汇总后得到各年由增发和配股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三种是公司在IPO之前由控制股权的人或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份（下称“首发原股东”），这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后有36个月的限售期。CSMAR数据库详细提供了自2000年以来每只股票首发原股东的解禁日期和解禁股份数，根据每只股票解禁当月月末的收盘价和解禁股份数，汇总得到每年由首发原股东解禁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四种是由股权分置改革增加的流通市值。中国在股票市场初创期，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当时规定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2007年以前，A股市场上流通股市值占比不到30%，非流通股股东只可以通过场外协议转让。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真正开始启动，核心的内容是让非流通股流通起来，线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CSMAR数据库提供了每只股票由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解禁股份数和解禁日期，我们根据每只股票解禁当月月末的收盘价和解禁股份数，汇总得到每年由股权分置改革增加的流通市值。

综合上述估算方法，2000年至2024年，A股流通市值从约1.6万亿元增加值到77.5万亿元，年均增长17.7%。相同期间，可供股市投资的储蓄规模从约12万亿元增长至约183万亿元，年均增长12.1%，A股供给增加超过需求5.6个百分点。为何会有不同的增速？显然，在老百姓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和股市的比例在上升，存款的比重在下降。

从来源上看，流通市值的增加首先来自股改和首发原股东解禁，这两部分增加的流通市值约32.7万亿元，其中，首发原股东释放了26.9万亿元，股权分置改革释放了5.8万亿元。其次是由融资IPO和增发配股带来的，二者增加了约28.4万亿元，其中，增发配股增加约19.4万亿元，IPO增加了约9万亿元。

从不同阶段看，2000年至2011年股市供给增速超过可投资资本的增速最大，A股流通市值年均增速约23.8%，可投股市的居民储蓄总额年均增长14.2%，供给增速超过可投资本增速将近个10个百分点。

上述四种来源所增加的流通市值占总流通市值平均约29.6%。由此可见，最近一段时间，A股供应量增加确实很快。在同样的期间，市盈率年均下降5.7%；特别是2000年至2005年间，市盈率年均下降10.5%。

公司在市场中的估值来自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将来盈利能力的增长。2000年至2011年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名义GDP年均增长15.5%，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19%。同一时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1.3%，总资产年均增长16.7%。但公司净利润年均增速却只有7.9%，比营业收入低13.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自2011年开始增长明显放缓，2011年至2024年，名义GDP年均增长8%，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7.3%。同一时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长7.3%，总资产年均增长10.4%，净利润年均增速只有3.9%，比营业收入低3.4个百分点。

尤其是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年均增速持续三年负增长，分别约-2.8%、-1.9%和-1.1%。截至写稿日，2024年年报尚未报出，文章使用的是2024年3季度同比增速。

当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长缓慢时，投资者就必然会下调对将来增长的预期，估值水平也随之下降。这属于理性预期。那么，名义GDP增长这么快，上市公司投资增长这么快，收入增长这么快，但盈利为什么却这么低呢？

净利润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表明利润率在持续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2000年至2011年，销售净利率年均下滑11.1%，2011年至2024年，年均下滑3.2%。我们计算了574只自2000年至2024年都有持续经营公司的数据，这些公司拥有从2000年至2024年完整的股价和财务数据。2000年，这574家公司的销售净利率约8.7%，2011年下滑至6.6%，2024年下滑至5.5%。我们还计算了CSMAR中有从2011年至2024年连续数据的1656家相同公司的销售净利率，从10%下滑至8.6%。尽管上市公司营收和投资增速与经济表现比较一致，但销售净利率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净利润增速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速度。

在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时，我们要意识到，资产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都属于投资行为。投资使公司的规模增大，而资产和收入都是规模的不同表现。

但公司规模增大不见得能有更多盈利。盈利水平取决于竞争态势：如果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就很难赚钱，无论规模有多大；如果市场竞争不激烈，企业就容易赚钱，虽然规模不见得很大。最近几年，中国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把竞争超级激烈的状态叫“内卷”。

显然，中国的上市企业资产增长快、收入增长快，但利润增长慢，说明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属于“内卷”状态。为什么会“内卷”？

因为供给很大，但需求较小，还因为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一个表现是价格上涨的幅度有限。中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但通胀保持相对低位是一个例证。2000年至2024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速只有2.1%和1.2%。其中，2000年至2011年，CPI和PPI年均增长约2.4%和2.6%，2011年至2014年更是下降至1.8%和0.1%。过度投资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上。2000年至2023年，我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9%提高到14.2%，而美国从12.1%下降到8.5%。

投资是和消费相对应的：投资的比例大，消费的比例就会小，反之亦然。结合资金流量表和住户调查资料，2000年至202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12.7%，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2%，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0.8%。2000年至2011年，投资增速最快达到19%，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约14.2%，消费增速却只有12.5%。2011年至2024年，这种趋势才有所缓解，投资增速放缓至7.3%，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至8.6%，消费约9.3%。

为什么会过度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保持了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这样有利投资，但不利收入和消费。2002年至2024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约11.5%，同期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只有约3.4%，利率水平远远低于名义经济增速。同一期间，美国名义GDP增速约4.5%，10年国债收益率平均约3.1%。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迅速的1975年至1990年，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7%，10年国债基准收益率约为6.8%。

过度投资的另一种机制是我国长期重视工业发展，财政政策向工业企业倾斜。1994年至2024年，我国出口退税总规模约24万亿元，政府实际收到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总额约100万亿元，出口退税金额占退税前两税规模约19.5%。

在土地费用上，地方政府也给予了工业企业优厚的补贴。中国工业用地的价格一直显著低于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截至2024年，工业用地挂牌均价约267元/平方米，住宅类用地约3168元/平方米，商服用地约1358元/平方米，其他用地约780元/平方米。2008年至2024年，工业用地挂牌均价年均下降0.8%，住宅、商服、其他用地分别年均增长8.3%、1.4%和1.1%。显然，这种不同的价格表现是因为地方政府是从老百姓的住房消费中征税来补贴工业生产的。

在成熟的经济体中，资本市场的表现和实体经济的表现往往是同步的。经济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强，股价就会上升。长期下来，股价的攀升可以和公司的盈利能力一一对应。

但这种简单的模型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都是在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高速增长的。短时间内，无论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如果证券的供给很大，但可供投资的资本较少，就会造成估值的下挫。对于市场的形成来讲，这种“短时间”可以是几年、十几年。

我国经济的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外部市场，同时弱化收入增长、内部市场。要达到这些目标就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投资的高度倾斜。

企业在这种宏观政策的激励下，由于竞争压力，通过投资来占据市场份额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竞争手段。然而，由于内部市场有限，投资带来的产能使得竞争白热化，产生“内卷”。

因此，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GDP增长很快，公司投资提高很快，收入增长很快，但利润增长却较慢，利润率持续下降。由于公司的估值来自利润和利润的增长，在这种环境里，经济稳步的增长很快，但股票却赚钱很少。

显然，打破这种怪圈的要点并非来自资本市场本身，而是依赖经济结构的转型，让消费和投资平衡发展，用市场拉动投资，而不是用投资催生市场。这种方向的改变可以增大市场需求，降低相对供给，减弱公司间竞争的强度，提高利润率和利润的增长，最后导致股价的上升。

（刘劲系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陈宏亚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6周年。在这76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走向复兴的奋斗凯歌。27740多个波澜壮阔的日子，承载了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谱写了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而其中，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钢铁大国的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冶炼和使用铁、钢的国家。冶炼术在中国的起始年代，见诸于青铜器铭文的，应始于周成王时代（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1078年）的同簋，又名毛伯彝。此器腹内有铭文190余字。据郭老沫若考证，当时已有冶铁术。而后，则是春秋晚期的铜剑铁柄和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铸铁鼎和钢剑等。但在此后漫长的年代里，中国的炼铁、炼钢工艺始终没有多大发展，也没有采用近现代世界上先进的冶炼技术和工艺。

直到1890年，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汉阳铁厂，才引进国外新的冶炼技术和工艺装备。建厂后，1894年出铁，同年开始出钢。到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铁矿有限公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远东第一流的钢铁企业。与此同时，尚有几个官办的小军火工厂，主要冶炼军工用钢。辛亥革命后，一些民族资本家在山西阳泉、北京石景山、湖北汉口等地建了一些新的炼铁厂。

此后，日本势力侵入中国东北，为掠夺钢铁资源，也先后在1911年和1917年选址本溪、鞍山筹建炼铁厂矿。到1919年，中国全国用近代冶炼技术生产的生铁为16. 6万吨，1921年产钢7. 7万吨，势头尚好。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倾销钢铁的市场，自1922年开始，钢铁生产渐趋衰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东北沦为殖民地。日本加速扩建本溪和鞍山炼铁厂，并在沈阳、大连和抚顺新建钢铁厂。到1943年，东北地区产铁170万吨、钢81万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政府拆迁了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的部分冶炼设备，在四川巴县大渡口建立钢铁厂。其间，民间也在云南、四川建了一些小钢铁厂。日本则在其占领区内增扩建了石景山炼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在唐山、天津、马鞍山也建立了炼铁和炼钢厂。1890年晚清办的汉阳铁从厂，一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56年间，中国境内除了鞍山的昭和制钢所外，所有钢铁企业规模都不大。1943年是旧中国钢铁产量最高的一年，全国产铁180万吨，钢92. 3万吨。东北地区是钢铁生产企业集中的地方，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95%左右。

到1944年，光东北地区钢铁产能就已分别达到130万吨、250万吨和钢材75万吨的解放前顶配水平，但由于战争等原因，当年全国钢铁产量均未能创造新高。昭和制钢所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日本关东军军部于1933年在鞍山建立的，经过几次扩建形成了年产钢、铁各100万吨的规模，这在当时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进驻鞍山，拆走了昭和制钢所的大部分重要设备及有关配套物资共7万多吨。另一比较具有规模的是本溪炼铁公司，它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一个从铁矿、煤矿、炼铁、炼钢（特殊钢）一直到轧钢和设备制造的联合企业。

1945年9月20日，苏联红军进驻本溪炼铁公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拆走了其所属厂矿的主要设备。日商开办的进和商事株式会社和大华矿业株式会社，在1945年9月苏军进驻大连时也被拆走了大部分设备。由于战争、的无能和人为的破坏、拆迁，这一些企业在日本投降以后，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凄凉萧条的“烂摊子”。日本技术人员在被遣送回国时甚至狂妄预言，接收以后的鞍钢只能被用来“种高粱”。

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从1947年起，人民政府陆续接管了国内的一些钢铁企业和冶金矿山。1947年接管的有山西阳泉铁厂、大连大华矿业株式会社、进和商业株式会社；1948年接管的有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山东金岭镇铁矿、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制钢厂、唐山制钢厂、石景山钢铁厂；1949年接管了天津炼钢厂、西北炼钢厂、华北钢铁公司、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华中钢铁公司等。1949年，全国产钢15. 48万吨，为全球钢产量的0. 1%.这对于偌大中国的钢铁工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零”的起点。

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强国之路漫长而充满坎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干扰影响下，中国钢铁工业曾经走过一段探索、曲折、反复与徘徊的路。即便如此，到1996年，仅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以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发展速度，使中国登上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宝座”，进入21世纪，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尤速。2010年，中国钢产量突破6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近一半。中国人实现了自已的钢铁大国之梦。从新中国成立到2010年，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一、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8年），中国钢铁工业是在探索、曲折、反复与徘徊中前进的这29年，中国初步建立起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焦化、耐材、铁合金、碳素等要素结构比较完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科学研究、冶金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以大规模的公司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冶金工业体系。1977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英国，占世界第五位，实现了超英的宿愿。1978年，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年均增钢100万吨，钢材板管带比也由1952年的12. 3%提高到32. 3%;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62年的10. 1%提高到16%;钢材自给率由1953年的61. 25%提高到72. 66%。

钢铁工业发展之路的两次探索，包括苏联模式的改变和全民大炼钢铁。1949-1952年，是新中国的“经济恢复时期”。经过三年时间的恢复、扩建和新建，全国钢产量达到134. 85万吨。1953年，中国进入以苏联设计和援助的156项（其中钢铁工业有7项）工程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到1957年，中国产钢535万吨，年均产钢增长31. 6%,钢产量已占世界第9位，发展可谓不错。但是，从建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八年里，因没有自己的建设经验，中国钢铁工业的建设发展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认真总结了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觉得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能更快、更好些。于是，在1956年他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中国钢铁工业开始转到一条能够充分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国式的发展新路，即“大中小三结合之路”上来。这一转变，对此后中国钢铁工业的崛起有很重大的意义。而中国发动的钢铁“”，指标失度、方式失误，加之在唯意志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充满浪漫与激彩的主观唯心主义口号指导下，于1958年开始的有9000余万人参加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中国对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又一次“探索”。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整整持续了3年，群众精疲力尽，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的错误，1961年新年伊始，“”帷幕终于落下。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既充满曲折、反复、徘徊，也存在高潮。钢铁“”的失误，使攀枝花钢铁基地等一大批“三线”建设项目要么处于停工状态，要么工期大大延长，“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项目多数被停顿或推迟。继之而来的“”，更使大批钢铁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之中，中国钢铁工业在失误、停顿中出现负增长。此后，虽然整顿之下有所回升，但马上又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倒退。钢铁工业长期在失误、破坏、停产、整顿、再破坏中往返徘徊。1976年后的“闹翻番”、“洋跃进”等，同样也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违背钢铁工业发展规律的行为，使中国钢铁工业再度陷入坎坷曲折之路。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第一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开始新建武钢、包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热河钒钛厂，改扩建了鞍钢和本钢。同时，也对大冶钢厂、太钢、唐钢等近20个公司进行了改扩建。五年时间里，钢铁工业发展迅速，中国开始为世人所瞩目。“二五”计划期间实施的“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是又一次建设高潮。第三次高潮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中国钢铁工业布局西移。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促使党中央不得不把经济建设的计划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并且作出了“三线建设”（“三线”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地区）的重大部署。

此后，“三线个省、自治区大规模开展，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0多亿元，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都是空前的。钢铁工业布局西移的重点在西南，同时兼顾西北。西南的重中之重是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主席说过：“建设攀枝花就是建设＇三线＇，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与攀钢建设的同时新建的，还有长城特钢、峨嵋铁合金厂、水城钢铁厂、遵义金属制品厂、乐山轧辊厂等。

恢复建设的有酒钢、兰钢。扩建的为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重特、昆钢、贵钢、遵义铁合金厂以及由鞍钢援建的宁夏石嘴山钢绳厂。此外，在东部几个省市的山区，也建设了十几个被称为“小三线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也是第二个中国钢铁业的关键发展期。在这三年里，平均每年增加钢产量185万吨。1965年，钢产量达到了1223万吨。

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1978-1992年），中国钢铁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这14年中，中国钢铁工业先后从国外引进了700多项先进的技术，利用外资60多亿美元。特别是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机制和技术装备，新建了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公司等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并对其他钢铁企业实施了一系列重点改造，使中国钢铁工业的管理机制及技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缩小了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钢材板管带比由32. 3%提高到37. 4%,连铸比由3. 5%提高到30%,合金钢、低合金钢比由16%提高到21. 6%.1983年，钢产量突破4000万吨，1986年突破5000万吨，1989年突破6000万吨，1991年突破7000万吨，1992年达到8093万吨，已接近美、日等世界钢铁大国的钢产量水平。

三、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3-2000年）这一段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着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由发展数量规模为主向调整、优化结构为主转变；由钢铁产品长期数量短缺向控制总量转变，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钢材板管带比由1993年的36. 7%提高到2000年的41. 7%,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22. 8%提高到30. 9%,连铸比由33. 9%提高到82. 5%,平炉钢比下降到0. 9%,转炉钢比提高到87. 5%.1996年的钢产量首次突破亿吨大关，达到1. 0124亿吨，变成全球第一产钢大国，2000年又变成全球最大的钢铁消费国。

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阶段（2001-201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整体实力显著地增强，装备水平迅速提高。到2010年底，中国有1000立方米以上大中型高炉260座，占炼铁总产能的52%,宝钢、首钢京唐和沙占有一席之地。100吨以上的转炉200多座，50吨以上的80多座，占炼钢总产能的51%。转炉已成为中国炼钢生产的主体设备，并基本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热轧的一对一最佳工艺配置。轧钢技术整体水平快速提升，核心轧钢技术在轧钢生产线上得到普遍应用。

“十一五”期间，首钢自主设计建造了世界首座全干法除尘的5500立方米特大型现代化高炉；太钢自主集成与创新，建成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首钢京唐、邯钢及马钢新区、鞍钢鲅鱼圈等项目的成功投产，都证明中国已经具备自主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型钢铁企业的能力，一个以大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并存的生产组织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到2010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公司集团有13家，其中有5家超过3000万吨，1家超过5000万吨。这13家的钢产量占全行业总量的54. 2%,产业集中度有了较大提升。

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的步伐呈现逐年加快之势。济钢与莱钢组建为山东钢铁集团；宝钢重组新疆八钢、入主宁钢，重组广东地区钢铁企业成立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钢重组昆钢和柳钢，成立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重组水钢、长钢、贵阳特殊钢、通钢；河北省整合唐钢集团、邯钢集团，组建河北钢铁集团的同时重组石钢，以“渐进式股权融合”模式重组12家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马钢重组合钢，沙钢重组淮钢、江苏永钢和河南安阳永钢等等。2010年7月28日，鞍钢与攀钢重组大会在北京举行，合并重组到位后，加上将要整合的本溪钢铁，新鞍钢的产能将超过5000万吨，位居国内第一位。

产业布局进一步合理，钢铁企业逐渐向沿海、沿江地区和靠近消费区域布局。2010年，沿海、沿江地区的产能已占到钢铁总产能的26%左右。结合城市功能的调整，首钢、重钢等的搬迁基本完成，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明显优化。

随着在节能环保、污染治理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资金投入的持续不断的增加，2010年，干熄焦装置由2005年的20套增加到104套，实施余压发电TRT节约能源改造的高炉中配套干式除尘的，由2005年的49座增加到550座，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628公斤标准煤。产品结构得到调整，钢材的品种和质量显著改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短缺品种取得突破。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汽车、机械、电力、造船、石化、铁路等行业发展迅猛，钢材生产迅速调整产品结构，板管带材比例从1978年的32. 3%提高到50. 6%:合金和低合金比从1978年的14. 6%提高到2007年的36. 3%.国产钢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步的提升，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机电产品出口。汽车用钢、管线钢、硅钢、船板、钢轨，机械、家电、石油、电力等行业使用的钢材，绝大多数是国产的，质量能够很好的满足这一些行业的基本需要，部分品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几年来，我国开发的船用高强度宽厚板、高强度海洋结构用钢板、高档汽车用板和汽车零部件用钢、工程机械和高层建筑用高强度厚钢板、X80以上高等级管线钢板、百米在线公里高速铁路钢轨、高速动车组用钢、高端能承受压力的容器用钢板、高牌号取向硅钢HiB、高档不锈钢、高强度角型钢、石油专用轴承钢等，均实现了重大突破。X100、X120管线钢也已研制成功。

2011年，武钢成功地生产热轧超薄材，新钢开发生产了花纹板，济钢113集装箱槽钢问世，690U型管、核反应堆配套系列用钢已在核电建设中得到应用。用于高等级汽车的双向钢、复向钢、相变诱发塑性钢等高强度钢也有批量供应。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与太钢合作开发出了第三代汽车钢。宝钢、首钢、鞍钢、武钢、太钢、舞钢、济钢、新钢、莱钢等为鸟巢、水立方、网球中心等北京奥运场馆提供了数百万吨具备优秀能力抗震、耐火、耐候性能的精品，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

随着自主创新和产品研究开发能力的提升与技术经济指标一直在改进，中国出口钢材结构也从以长材为主逐步变为以高的附加价值的板材和管材为主，其质量和成本优势与日俱增。

2023年中国钢材累计产量达13.63亿吨，较上年增长1.67%。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预测，2024年中国钢材产量将达到14.05亿吨。中国已经是钢铁大国，但尚不是钢铁强国，要变成全球钢铁强国，还有一段路要走。钢铁工业在快速地发展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行业产能过剩、技术装备相对落后、资源制约、生态环境恶化、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中国钢铁工业必须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从始至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在生产经营、企业未来的发展、结构调整、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等方面的转变，走循环经济之路，加速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变强的进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迅速变成全球钢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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